中新網4月28日電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4月28日發(fā)表署名文章《中西風波漸過:深層問題再思考》指出,由西藏問題和北京奧運而引發(fā)的中西官方和民間情緒對立,隨著一系列歐洲官員、特使的訪華和中國官方傳媒的出面干預,稍有緩和跡象。但風波漸過,其實正是中西雙方人們靜下心來,對一些深層問題進行反思的時候。
文章摘錄如下:
法國方面接連派遣特使訪華,從策略層面上顯示,中法雙方都不希望雙邊關系因此次風波而受到損害。對法國來說,中國是其巨大的市場和合作伙伴;對中國來說,法國今年下半年將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其間正值北京奧運,因此中國也希望法國能發(fā)揮正面作用。
從戰(zhàn)略角度看,雖然近年美歐趨于接近,但歐洲對中國而言,始終是其平衡美國影響的重要伙伴,對平衡未來國際秩序也有相當的影響力。
從此次中西風波的情況來看,其間一個深刻的教訓或啟示是,雙方有必要將一系列問題予以分開處理,這樣才能避免將各種不同的情緒混為一談。首先,雙方都必須將政治分歧與民間情緒予以分開。用中國官方的語言來說,西藏風波背后有一部分海外敵對勢力的影子;但除此之外,中國與西方在官方層面面臨的,主要是微妙的探索與磨合。
從民間情緒來說,如筆者在之前的評論中所分析,雙方更是揉合了種種復雜的情緒:西方有數百年東西秩序傾斜而導致的傲慢與偏見,也有對中國的誤解,以及隨著中國迅速崛起的心理調適;中國對風波顯示了正義回應的同時,也凸現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自身策略的不當以及在體制深層的一些問題。
因此,套用一句西方的諺語,處理中西沖突時必須“上帝的事情歸上帝,凱撒的事情歸凱撒”,將西方和中國的問題和情緒分開予以審視和處理。而恰恰在這方面,最近在中西雙方都出現兩個不甚健康的現象:一、因風波而拒斥對方整體;二、因對方問題而拒絕反思自己。
以前者而言,中西風波爆發(fā)后,無論是西方還是中方的部分人士,都似乎有意無意地將對方作為一個整體予以拒斥,而忽略了其中從官方到民間各種不同的范疇、傾向和相應的溝通空間。以后者而言,雙方的人們此次都顯示出一定情緒化。
西方一味抓住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政治體制的深層問題,來回避其自身的文化傲慢和偏見;而中國的某些人則抓住西方的問題,有意無意地試圖為自身的問題開脫,并繼而拒斥西方的整體價值觀。
這些不健康的趨勢不但無助于解決分歧,而且也不利于未來中西雙方的各自提升和交往。如筆者在之前的的評論中所述,西方的人們必須思考幾個問題:面對中國和西藏,西方多年的的批判主義的實證主義傳統(tǒng)何以輕易讓位于情緒化的簡單思維?面對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西方的心理位置如何調適?
同樣,對中國的人們來說,也須思考幾個問題:一、迅速崛起下的中國民間,是自信與悲情的結合,未來將走向何方?二、中國體制深層的問題如何解決?三、中國與西方未來的心理位置如何調適?
如何研判中國的民族主義?
就目前而言,有一個問題似乎已經共同提到雙方人們的面前,即如何研判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最近十年,繼1998年中國駐南使館被炸、2005年的中日民間風潮之后,這次是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又一次爆發(fā)。無論是西方輿論還是中國自身,都十分關心中國民族主義走向何方的問題。
筆者認為,判斷中國民族主義未來走向,必須首先考察其來歷和性質。如前所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來自于歷史悲情,再加上崛起期的自信逐漸增強;關鍵是,這種歷史悲情能否得到理性處理而成為振奮民族精神有效動力,同時崛起期的自信不至于演變成為一種對西方的集體傲慢。
現階段的中國民族主義,存在以下四個特點:一、表面進攻,內在自衛(wèi);二、表面拒斥西方,實則渴望獲得西方認可;三、表面理念清晰,實則內在迷茫;四、表面自信乃至傲慢,實則尚缺乏成熟。
一言以蔽之,中國現階段的民族主義是中國民間從迷茫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其間伴隨有某些由外力催生的情緒激蕩和內心不成熟導致的非理性;但就本質而言,中國國民性格自古以來的特征仍一以貫之,即善良和不具進攻性。
19世紀末的中國文化名人辜鴻銘在其《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曾將中國的民族性格歸納為深沉、博大、淳樸三大范疇,這在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中仍依稀可見。
但對中國國民而言,如何盡快走出迷茫的困境,逐步走向健康自信的境界,尚需許多努力。(邱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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