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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最難推的門

　　王磊用“沉悶”來形容第一次走進日內瓦關貿總協(xié)定總部大樓的感覺。

　　王磊律師(現(xiàn)在在布魯塞爾奧本海默律師事務所執(zhí)業(yè))從1986年到1996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復關”和“入世”的談判。他當時的心情和大家一樣，總覺得中國會很快恢復成員席位。

　　他說：“上學時就知道‘關貿’是富人俱樂部，原以為那里肯定是富麗堂皇，可看到的卻是一幢灰暗的歐式古典建筑，連電梯也是老式的。大樓里走來走去的都是些黃頭發(fā)白皮膚的西方人。”

　　頭一次來關貿的人大都與王磊有同感，總覺得那幢樓不起眼，門也不大，但很重。王磊還記得，當時有個代表說了句：“這門還真難推�！�

　　不幸言中。沒想到這一推，就推了15年。

　　“市場經濟”4個字談了6年

　　開始談判時，當時中國有不少“新名詞”讓西方人難以理解。龍永圖回憶說，當時談判最大的困難，就是不敢承認中國搞市場經濟。當時我們叫“市場調節(jié)和計劃調節(jié)相結合的商品經濟體制”，西方人就搞不明白，于是拼命問：“計劃和商品是個什么關系？”你講企業(yè)里廠長是核心，書記是中心，兩心換一心。他們就問你這個兩心怎么變成一心？廠長和書記在工廠的運作當中誰起最高的作用，怎么起作用？當時我們確實講不清楚。我們請了很多專家、學者到日內瓦，但講來講去，越講越糊涂。最后人家說你不要講了，你就回答我一個問題，你們搞不搞市場經濟？當時誰敢講這個話呀！

　　我們當時繞來繞去，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2年10月，中國代表團團長非常自豪地對全場的代表講，我們中國也是搞市場經濟的，不過它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這在當時的日內瓦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為了“市場經濟”這4個字，我們談判了6年。我們確實很緬懷小平同志當時的那種魄力。

　　臺灣問題曾經成為談判焦點

　　1988年，三輪答疑的同時，雙方談判啟動。經過努力，中美在1988年5月就中國進入關貿的條件初步達成意向性協(xié)議，復關指日可待。1989年，整個談判中止。接著又冒出了個臺灣問題。

　　盡管所謂貿易高度自治的關稅地區(qū)可以成為締約方，但在關貿的法律和實踐中，不存在不經主權國家過問而單獨行事的關稅地區(qū)。龍永圖說，從1991年底到1992年8月，臺灣問題成了談判的主要內容。成立臺灣地區(qū)入關小組，關貿要有一個說法。當時是以中美歐三方為主來談判。到了1992年9月，三方最后達成一致，由關貿理事會主席發(fā)表聲明，重申聯(lián)大決議中的“一個中國”和“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原則，并確定了中國先入關的順序。

　　吳儀發(fā)火了

　　形勢逼人！由于取代關貿總協(xié)定的世貿組織(WTO)將于1995年元旦成立，因此中國能否在1994年底前“復關”，不僅關系到中國能否成為WTO的創(chuàng)始成員國，而且將由“復關”轉為“入世”，談判將更艱難，代價將更高。

　　然而關貿個別主要締約國仍提出令中國無法接受也不可能接受的過高要求，談判一直拖到1994年11月，中國政府在忍無可忍之下提出：在當年底結束實質性談判，超過時限不再作新的讓步。對方卻仍然對中方施加壓力。

　　12月中旬，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長的吳儀終于發(fā)火了，在一次約見某國商務部法律總顧問時嚴正對該國發(fā)出警告：“中國希望復關，但從不屈服外來的壓力和威脅，更不害怕報復。你們提出報復清單之時，就是中國提出反報復清單之日。”據一位在吳儀身邊工作的同志說，從來沒有見過吳部長這樣生氣過。但由于個別締約國的苛刻要求，中國的“復關”還是變成了“入世”，后面的路更加艱難了。

　　朱镕基總理親自出馬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副部長、中國WTO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在中美就中國加入WTO雙邊談判最困難的時刻，朱镕基總理親自出馬，在七個棘手問題上力挽狂瀾，一舉促成中美最終達成協(xié)議。

　　龍永圖是在山東舉行的“迎接入世，加快經濟發(fā)展高層論壇”上說這番話的。他回憶說，當中美入世談判幾乎再次面臨破裂之時，朱總理親自出面，把最棘手的七個問題找了出來要親自與美方談。當時，石部長擔心總理出面談，一旦談不好沒有回旋余地，不同意總理出面�？偫碚f，你們談了這么些年，都沒有談下來，還不同意我出面談嗎？最后，我方決定，由朱總理、錢其琛副總理、吳儀國務委員、石廣生部長和我共五位，與美方三位代表談判。

　　龍永圖還回憶到，談判剛開始，朱總理就把七個問題的第一個問題作了讓步。當時，我有些擔心，悄悄地給總理寫條子。朱總理沒有看條子，又把七個問題中的第二個問題拿出來，又作了讓步。我又擔心了，又給朱總理寫了條子。朱總理回過頭來，對我說：“不要再寫條子了！”然后，總理對美方談判代表說，涉及的七個問題我已經有兩個作了讓步了，這是我們最大的讓步！美國代表對總理親自出面參與談判感到愕然，他們經過商量，終于同意與中方達成入世談判協(xié)議。

　　新世紀前夕，龍永圖流淚了

　　1999年12月2日，在對外經貿大學的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獎頒獎典禮上，龍永圖解釋為什么不能按原定計劃作報告：“前兩天歐盟為給哪幾家歐盟的保險公司發(fā)執(zhí)照與我們起了爭執(zhí)，臨走時威脅我，如果不同意歐盟的意見，就不要指望歐盟再支持中國。我的血壓一下子就升高了，現(xiàn)在還像是在騰云駕霧�！�

　　龍永圖氣憤地說：“給哪家公司執(zhí)照是我國政府的內政，他們有什么權利干涉？”龍永圖動情地大聲說：“你們青年學者一定要好好研究，中國在21世紀一定要翻身！”

　　記者沒有機會追問龍永圖，平時一貫以冷靜沉著或者風趣機智示人的他，偶爾的眼淚是否是談判生涯中巨大壓力的釋放？在世界各國要人不斷重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整個世界的好處和重要性的同時，也許只有龍永圖才最能體會，中國的入世(復關)之路是多么坎坷。

　　古奇“掉書袋”

　　2000年新年剛開始時，國內國際輿論甚至包括歐盟都認為中國能夠在夏天加入世貿。然而后來的事實證明，與歐盟談判的難度并不亞于中美談判。歐盟談判代表團發(fā)言人古奇的種種妙喻卻道盡談判的艱辛。1·“精雕細琢有如工匠”。2000年5月17日，中歐談判進入第三天。古奇當天表示，談判仍涉及很多技術性的細節(jié)問題。當國內記者追問他對談判有何評價，古奇不予置評，只說：“l(fā)ikeaworkman(像個工匠)�！�2·“為山九仞方成半”。5月18日是談判的第四天，古奇又把中歐談判比作爬山。他說，現(xiàn)在中歐談判離頂峰還有一步之遙，但邁出這一步是很艱難的，需要雙方的愿望和共同的努力。3·心急吃不得烤面包。18日中午，大約古奇肚子餓，就把談判比喻為烤面包。他說，面包必須慢慢烤，因為火大了會烤焦，火小了又會夾生。他指出，中歐談判的結果已接近成熟。

　　談判代表的頭發(fā)

　　1999年3月15日，中國總理朱镕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進行復關和入世談判已經13年，黑頭發(fā)都談成了白頭發(fā)，該結束這個談判了�！�

　　白了頭發(fā)的不僅僅是首席代表龍永圖。在十多年漫長的談判中，中國代表團共有四人擔任團長，從我國資深的外貿專家沈覺人及后來加入的佟志廣、谷永江都曾擔任談判主將。

　　中國第一個WTO博士劉光溪從一開始就參與了入世談判。30歲出頭的劉光溪曾深有感觸地說：你瞧瞧我，年齡不大，頭發(fā)沒剩幾根了，雖不敢說是因談判談沒了，但與13年來一直從事這項清苦而備受社會各方壓力的工作不能說沒有一些關系。

　　說起劉光溪的頭發(fā)，還有一段故事。

　　1995年7月，萊蒙湖畔群山連綿。中國復關／入世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在緊張的談判間隙，惟一的放松項目就是爬山。別看龍永圖在談判桌上思維敏捷、巧舌如簧、口若懸河，其實平日里他是個內向的人，愛思考，不愛說話。這不，他一邊爬山，一邊還在靜靜思考與美歐日等主要成員如何進行非正式磋商。

　　爬著爬著，眼看一同爬山、頭發(fā)日漸稀疏的劉光溪，龍永圖不禁口占一聯(lián)：

　　一座山、兩座山，座座美景

　　一根發(fā)、兩根發(fā)，根根文章

　　橫批：溪氏大作

　　龍永圖的對聯(lián)顯然有著深意。

　　談判也熬白了老外的頭發(fā)。很有意思的是1987年就開始擔任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主席的瑞士人杰拉德因為中國遲遲沒有加入世貿組織，他居然在這個位置上一干就是15年，新華社發(fā)布的那條消息“中國工作組使命完成”，其實意味著這位老人終于可以退休了。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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