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衰退之痛伴隨國際金融危機的離去而逐漸淡化之時，眼下的全球經濟卻開始經歷后危機時代的沖突與陣痛。歐美經濟復蘇乏力，新興經濟體出現(xiàn)經濟過熱威脅；國際匯市鏖戰(zhàn)正酣；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引發(fā)全球警覺……如何應對新時期全球糾正失衡努力所面臨的各種挑戰(zhàn)與問題，這可能是即將于本月11日到12日聚首韓國首爾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最為關注的話題。

　　韓國總統(tǒng)李明博近日在廣播講話中提出，本次峰會將以匯率、全球金融安全網(wǎng)、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和發(fā)展為四大主要議題。不難看出，無論哪一個議題，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都將占據(jù)天平的重要一端。作為全球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將在這個平臺中發(fā)揮怎樣的作用，可能承擔何種壓力，又將提出哪些訴求，這已成為各界聚焦的中心。

　　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世界經濟已正式進入東西方共同治理的軌道，這使得中國在G20平臺中發(fā)揮主導作用成為不爭的事實。中國需要以積極心態(tài)接受這樣一種地位提升，同時冷靜地應對可能由此帶來的各種壓力，并以適當方式表達自身訴求。

　　全球治理凸顯中國作用

　　無論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后舉行的首次G20財長會議，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后舉行的首次G20領導人會議，其共同的危機背景表明單靠西方發(fā)達經濟體即可解決全球問題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正是基于這樣一種格局的變化，由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經濟體與發(fā)達經濟體各占半壁江山的G20峰會才迅速走上前臺并取代G7，成為目前最受關注的全球治理平臺。

　　“如果說在過去新興經濟體相對于G7或G8機制是邊緣化的，那么通過G20，新興經濟體可以說是從邊緣走向了中心�！标慀P英表示。而在這其中，作為規(guī)模最大、經濟增長勢頭最好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顯。

　　陳鳳英認為，眼下的G20平臺其實有三層基礎。最表面的一層是G20全體成員國和經濟體，這是確保其廣泛代表性的關鍵；中間一層是G7與金磚四國，即東西方之間、發(fā)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攜手；而最根本、最核心的一層則是中美關系�！癎20不是G2，但不可否認的是，G20失去中國或美國任何一方的支持都將很難發(fā)揮作用。”陳鳳英表示：“處于這樣一種主導地位，中國的心態(tài)也應該發(fā)生變化。打個比方來說，如今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就像是在建立一座自己的大廈，需要接受責任提升的現(xiàn)實，并盡可能地發(fā)揮聚合作用�！�

　　理性應對三重壓力

　　伴隨中國在G20平臺中國際地位的提升，許多有形和無形的壓力也接踵而來。本次峰會恰逢國際金融危機后各種沖突密集爆發(fā)的敏感時期，陳鳳英認為，中國至少應該做好思想準備承受三重壓力。

　　第一重壓力與中國的“身份”有關。今年第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較之其它發(fā)展中國家已有較大領先，甚至有一些國家不認同中國仍然是發(fā)展中國家這種說法。與此同時，西方發(fā)達國家也認為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增強，中國已經不再是“小伙伴”，不能再“搭順風車”，對中國提出了更高要求。陳鳳英表示，中國目前在人均GDP、發(fā)展質量和創(chuàng)新能力方面與發(fā)達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仍然屬于“發(fā)展中窮國”。這樣一種角色反差就導致中國在身份問題上的兩難局面。不過她也強調，由于人均GDP更多是財富標志，而不是全球治理能力的標志，因此國際上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的壓力的確在加大。

　　第二重壓力與后危機時代各種摩擦相繼出現(xiàn)的大背景有關。事實上自G20匹茲堡峰會之后，全球經濟治理的關鍵詞就已由“救經濟”轉向“治經濟”，同舟共濟時隱藏起來的分歧也正在漸次顯現(xiàn)。在當前階段，各國危機時淡化的自我意識又開始恢復乃至膨脹，在政策上也越來越傾向于各自為政。尤其明顯的是今年以來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頻頻施壓。從年初以輪胎特保案為標志的僅限于兩國之間的貿易磨擦到在G20首爾峰會前夕有針對性地拋出4%的經常賬戶平衡目標，再到近期圍繞中國出口補貼以及稀土出口限制等問題的苛刻表態(tài)，僅從美國一國對華態(tài)度即可看出后危機時代各國爭奪市場和需求可能給中國帶來的壓力。

　　第三重壓力與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秩序規(guī)范過程有關。陳鳳英認為，在全球經濟進入治理階段以后，從經濟政策到金融監(jiān)管的許多秩序都在進入規(guī)范化軌道，包括建立強勁、可持續(xù)、均衡的經濟增長框架、實施巴塞爾協(xié)議Ⅲ等等。而樹立規(guī)范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各種敏感問題，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也更明顯。比如在糾正失衡的過程中，中國可能要承受更多要求其以消費拉動經濟的壓力；在強化金融監(jiān)管和加強國際協(xié)調的過程中，尚未完全實現(xiàn)金融市場化的中國可能又會面臨金融國際化的拔高要求。這些對于成長中的中國經濟來說都是挑戰(zhàn)。

　　面對上述壓力，陳鳳英認為中國應做好三件事。一是練好內功，即利用未來五年時間將外部失衡作為一種倒逼機制，糾正內部失衡，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二是做好對外宣傳，即更好地向世界宣傳中國所做的轉型努力，包括“十二五”計劃的內容，以此緩和外部壓力。三是重視國際合作，抓住國際化和區(qū)域合作的大趨勢，特別是充分利用G20這個新平臺，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人心并且占據(jù)大市場。

　　以合作心態(tài)表達訴求

　　相比于前幾次G20峰會，首爾峰會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行份額改革已取得進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提出的最重要訴求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因此，陳鳳英認為本次峰會上中國在表達訴求方面或可淡化處理，因為在G20層面能解決的問題就是要求兩機構進行份額改革，這個目的已基本達到。剩下的任務需要在IMF和世行層面安排實施，如果繼續(xù)在G20會議上強化訴求，一方面效果有限，另一方面可能會顯得過于咄咄逼人，也有可能在新興經濟體的陣營中樹立敵人。

　　與此同時，對于其它國家的不合理訴求中國也要守住底線，比如人民幣匯率問題是不能在包括G20在內的任何多邊會議上討論的。陳鳳英認為，出于輿論考慮，預計部分國家在人民幣問題上會前造勢在所難免，在一些單邊場合及記者招待會上，也不排除會有提及。但預計在多邊會議上不會提這件事，因為“韓國作為主辦方，清楚地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制造矛盾是非常不明智的”。記者 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