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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歷春運25年:人多時列車廁所內(nèi)擠十來人(圖)
2009年01月21日 11:45 來源:新京報 發(fā)表評論  【字體:↑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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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春運

  春運,一開始稱“春節(jié)客運”、后來叫“春節(jié)期間的交通運輸”,再后來簡化為“春運”。從1954年起,鐵道部就有春運記錄,當時日均客流為73萬人次,高峰客流90萬人次,時間為春節(jié)前后15天。

  1989年,伴隨著民工潮,中國媒體開始大量使用“春運”字眼。從此,一年一度如同潮汐一樣的候鳥式大遷徙不斷輪回。

  目前,我國春運的時間是這樣確定的:以春節(jié)為界,節(jié)前15天,節(jié)后25天,共40天,鐵道部、交通部、中國民航總局均按這個時間段進行專門運輸安排。

  盡管有關部門為春運做出了艱苦的努力,但“春節(jié)回家難”

  仍是許多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1981年,當“春運”兩字第一次出現(xiàn)在《人民日報》的標題上時,楊勇開始了北京客運段乘務員的生涯。

  兩年后,春運成為“全國性、大交通春運”,不再是鐵路“包攬?zhí)煜隆钡娜蝿,各種交通運輸方式都加入了春運的大軍。

  此后,春運成為中國社會一個越來越頻繁使用的關鍵詞。每年歷時40天左右的春運,被國外媒體稱為全球最大的人口流動。

  而對楊勇來說,從1983年開始,春節(jié)就意味著他要迎接人潮洶涌的客流;他將周而復始地見到無數(shù)雙眼睛里透出的回家的迫切。

  “1980年代”

  旅客多是短途探親

  綠皮車里像搖煤球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這個家不遠。

  楊勇記得,那個時候的春運,最忙活的是短途車。加開的列車全是短途,量也不大。

  就北京來說,最熱的線路是到承德、石家莊、保定一帶。

  旅客們多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趁著過年,回家看老人。當時的車速是每小時60公里左右,如果有人春運時從北京回廣州過年,需要在火車上待上三四天。

  旅客帶的東西,讓楊勇印象深刻的是凍肉。那時天冷,大塊的肉都是用鍘刀鍘,鍘好裝在袋子里帶上火車。掛面也算好東西,很多旅客背著一捆捆的掛面。乘務員碼行李有講究,要“刀切賽板墻”。

  “沒有空調(diào),全部都是綠皮車”,在楊勇的記憶里,當時人們經(jīng)常會用到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一條綠色的長龍在山間蜿蜒”。

  春運時正是最冷的時候,車里都要燒煤,乘務員必須有鍋爐證才能上崗。每個車廂由乘務員負責燒火,一趟車下來,手上會留下鏟煤的黑膙子。綠皮車動靜大,晃蕩起來,人在車廂里像被搖煤球一樣。

  那時候的冬天,冷得鼻子一吸氣就能粘上。綠皮車廂透風,煤又燒不熱的時候,車上的水管就會結冰,連接處遇冷收縮,車廂里就跑水,一凍就成了冰。旅客和乘務員在車廂里走動,要像耍雜技一樣小心翼翼。

  楊勇記得,春運跑丹東的時候,外面下大雪,火車上,一位外賓用被子圍住全身,被子上結了一層雪,就像個雪人。外賓沖著他,無奈地笑。

  一列車一個臥鋪車廂很少有人舍得買盒飯楊勇說,那時候,幾乎沒有舒適可言,一列車只有一個臥鋪車廂,很少有人舍得花錢去坐。

  因為車少,超員也多,春運的超員率能達到90%左右。一到春運,解放前日本人遺留下的火車,又矮又小,木頭地板,也被拉出來重新用。

  車上很少會有人舍得買盒飯,楊勇記得,那時候說上海人節(jié)省,從上海到北京,30多個小時,一只燒雞吃了一路,每個骨頭縫都吃得干干凈凈。

  那時候的客流和風俗有關。北方有“三六九不回家”的風俗,到那幾天,客流就會少很多。而到了大年三十,列車上幾乎就沒有人了。

  雖然超員,楊勇心里還是比較踏實。他說,那時候旅客想得簡單,能回家就行。路程也不長,心理穩(wěn)定。楊勇從列車員做到了列車長,上世紀80年代春運的客流,一年年在增長,但在他看來,并沒有太明顯的變化,探親流和學生流還是春運的主力軍。

  “1990年代”

  列車內(nèi)擁擠難聞

  有旅客直接跳車真正讓楊勇吃驚的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

  “人一下子就像從地里生出來一樣”。他那時候跑北京到四川達縣的線路,車到了達縣一停,站外黑壓壓的一片,看得他頭皮發(fā)麻。

  當時,幾乎從四川出門打工的人,都要從山里走出來集中到達縣;丶疫^年后,出外打工的人,要提前一周在車站外面排隊等車。這一周,幾乎沒有人離開他所排的位置,吃喝睡都在那一平方米多的地方。有時候為了防止加塞,后面的旅客要抱著前面人的腰,像長龍一樣搖晃。

  火車一到,車站大門打開,武警帶隊進去。進入車廂,“就像碼行李一樣”,把農(nóng)民工們碼起來。座位上擠滿了,座位之間的小桌上擠上4個人,廁所里擠11到12個人,嚴絲合縫。

  楊勇現(xiàn)在還能清晰記起當時的情景,乘務員幾乎無法走動,整個車廂里氣息無法忍受,打開車廂門的時候,會覺得一股腥臭的熱浪直撲過來。

  整個列車只會空出幾格座位,以應付突發(fā)事件。楊勇說,有時候會遇到突發(fā)性精神病。

  擁擠,難聞的氣味,高度緊張的精神狀態(tài),使旅客的忍耐性達到極限。有人會當場跳車或者攻擊旁邊的人,這時候需要把發(fā)病的人隔離開。一般來說,隔離一段時間,人就會平靜下來。也有人受不了直接就跳車摔死了。

  多年春運的經(jīng)驗,楊勇總結出一個規(guī)律,回家過年的農(nóng)民工發(fā)病的頻率,要比出門打工的農(nóng)民工高。他推測,從外地回家的時候,他們兜里都揣著錢,害怕被人偷,所以太緊張。

  那些奔赴北京的四川人吃苦的勁頭,讓楊勇覺得心酸。農(nóng)民工出門都背著鋪蓋卷和麻袋,列車里塞都塞不下,被鐵路上的人稱為“麻旅”。他們買盒飯的時候,都是從鞋底和內(nèi)褲里拿出皺巴巴的零錢。充滿了汗酸味的錢和他們剛出門時臉上帶著的怯怯的笑,一直留在了楊勇的記憶里。

  “民工流”開始出現(xiàn)春運就像一場戰(zhàn)爭楊勇說,那時候的春運像一場戰(zhàn)爭。有時候,農(nóng)民工都上了火車,發(fā)現(xiàn)人實在是太多了,兩個車廂間的彈簧被死死壓住,車都開不了。比上車更難的是趕人下車,旅客都死死地貼在車上,怎么勸都不肯下來。

  楊勇至今回憶起來還有些不好意思,他說沒辦法,就只能往下扔行李,行李下去了,人也會跟著下去,等著車站再調(diào)配車輛。

  車開了,還不能踏實。到下一站之前,乘務員會反復告誡旅客,不要開窗。到站之后,又是一批人涌上來,看到有縫的窗戶,拿起扁擔就撬,撬開直接跳進來,車廂里一片混亂。身為列車長的楊勇,壓力大得睡不著覺。他最擔心的就是出安全事故,當時服務的概念還不強,每年春運最大的一個念頭就是平安。

  在90年代初,很多農(nóng)民工出門找不到工作,又會回流到當?shù)。春運的時間也因此有所拉長,從40天變成了50天。

  那時候,農(nóng)民工成為春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1994年,“民工流”三個字第一次出現(xiàn)在《人民日報》上。據(jù)當時報道,鐵路春運人次已經(jīng)達到2.1億。

  “2000年代”

  回家一票難求

  引發(fā)公眾怨氣時間來到90年代后期,空調(diào)車出現(xiàn),綠皮車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997年開始的火車大提速,讓春運旅途變得不那么難熬。車票的價格也在調(diào)控客流的名義下,不斷上浮。

  楊勇看著農(nóng)民工旅客的衣服從原來的褂子套褂子,變得更加體面,臥鋪車廂也越來越多。

  超員率從90年代的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到了現(xiàn)在的規(guī)定百分之二十,但最高峰的時候仍然能達到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一票難求的局面依然沒有打破,拿到一張票,對很多人來說,依然需要經(jīng)過一場“激戰(zhàn)”。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說,中國的人均鐵路僅有6厘米,不足一根香煙長,仍然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瓶頸。

  而2008年那場冰雪災害,讓人體會到,回家對于一個打工在外的人,是類似于宗教般的信仰。

  楊勇跑了20多年的春運,做為一名一線員工,他說沒有辦法,人實在是太多了。探親流、學生流、民工流,再加上現(xiàn)在的旅游流,這場大的人口流動解決起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2009年的春運仍在進行中,對于今年的春運,楊勇最深的體驗是金融危機的影響。

  他說,在以前,這個階段軟臥和臥鋪都沒票了。但是今年,有不少軟臥和高級包廂是空著的。跑北京到十堰的列車長也說,春運開始后,臥鋪居然有空位,需要動員旅客去補,是很多年都沒有的情況了。

  楊勇推測,今年的春運期有可能會延長,因為金融危機,很多人春節(jié)出門后找不到工作,可能會階段性回流。

  今年的春運,也因為有了網(wǎng)友的草根售票指南,和關于內(nèi)部出票的視頻,格外引人關注。

  20多年無法解決買票難的問題,讓網(wǎng)友集聚了太多的怨氣。

  開動腦筋化解矛盾2012年有望買票不難1月17日,在北京打工10多年的李庭華,站在北京西站的的售票窗口準備買回河南的票。

  他并不知道胡錦濤就春運火車“買票難”問題做了批示,要求開動腦筋化解矛盾;也不知道鐵道部的發(fā)言人說,2012年會解決一票難求。

  聽到這個提法,他笑了笑,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著顯示票額的大屏幕。

  李庭華手里捏著一張紙,上面寫滿了車次,還要替很多工友買票。他已經(jīng)帶著鋪蓋在西站過了一夜,早上9點放票,他排到了前十位,但是依然有很多票沒買到。他說再排一天,買到了票,和工友一起出去吃頓好的,然后再回家。

  李庭華的愿望很簡單,他希望從家里回來的時候買票會更順利一點。再長遠一點,他希望能在北京扎根,以后不用年年買票回家,“受這個煎熬”。

  楊勇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滬特車隊的總支書。他依然在一線,唯一的希望是春運不再那么擠。

  他說,最艱難的時候,已經(jīng)過去,最起碼,像裝物品一樣去運人的情景不會再出現(xiàn)了。

  □本報記者張寒北京報道

【編輯:朱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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