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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學理的分析與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中國實行人民幣浮動匯率，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不是“采不采��？”，而是“何時采��？”然而，根據本國實際，適當推遲這一進程，不失為穩(wěn)健明智之舉
圍繞人民幣是否采取浮動匯率的問題，中美兩國展開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在我看來，隨著中國資本市場的自由化與消除國際資本流動壁壘的努力，實行浮動匯率恐怕在所難免；否則，中國可能會將其貨幣供應與利率上的控制權拱手讓與美國。然而，中國領導人設法推遲實行浮動匯率的日程卻是極為明智的。
中國人可以推遲這一進程，卻無法擺脫一個基本的經濟法則：如果兩國之間的貨幣匯率固定不變，且資本流動不受限制的話，經濟上占上風的一方將掌握另一方的貨幣政策。由于美元是主導性的世界通貨，而美聯(lián)儲又控制著美元供給，因此，只要中國堅守固定匯率政策，它就無法控制自己的貨幣供給。
原因很簡單。如果中國想要通過提升利率降低貨幣供給的話，反倒會引發(fā)對人民幣更為旺盛的需求，因為外國資本總想通過提升利率在中國資產上大賺一筆。要想維持固定匯率的話，中國中央銀行需要增加貨幣供給才能擺平——這便與其初衷南轅北轍了。與此類似，匯率固定的情況下，試圖降低利率以增加貨幣供給的努力也只會無疾而終。
這樣是不是有些杞人憂天了？如果美國追求一種價格穩(wěn)定政策，而中國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穩(wěn)定，中國豈不也可以擁有穩(wěn)定的物價，而大可不必擔心美聯(lián)儲實際掌控自己的貨幣供給了？
或許會如此，但唯有在美國真心實意追求一種價格穩(wěn)定政策、并且中國經濟體的規(guī)模小到可以使國內價格與國際貿易商品價格水平緊密掛鉤，在兩者都已具備的情況下才可能發(fā)生。但是，中國塊頭實在太大了，而且還處在不斷壯大之際。同時，美國追求國際價格穩(wěn)定的誠意頗令人懷疑。因此，中國可不能指望依靠美國的貨幣政策維持自己經濟的穩(wěn)定。
中美今日的匯率之爭，喚起了我們對30年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回憶。自那時起，美元成為公認的世界儲備通貨，經濟上占優(yōu)的美國可以自由決定其貨幣供給，而不顧國際收支的外部平衡。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們試圖提供某些針對美國單邊機會主義的防范措施。其中主要的一條就是其他國家可以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比率，將手中日益增長的美元儲備轉兌為黃金。
他們的確這樣做了。自1958年以后的十年間，將近三分之二的海外美元儲備轉兌為黃金。但此種約束最終徒勞無功。鑒于美國黃金儲備漸趨枯竭，尼克松總統(tǒng)于1971年8月終止了黃金可兌換性。經過一場短暫而不成功的旨在重新確定匯率的努力，1973年2月，所謂《史密斯索尼安協(xié)議》(Smithsonian Agreement)達成，世界主要通貨均采取了浮動匯率制度。
之所以重提這段往事，是因為今日之美國不會比過去更愿意接受對其貨幣政策的國際限制。我們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中國若將其儲備由美元轉為歐元，就好比當年將美元轉為黃金一般，欠缺對美國制約的力度。
由此足見，中美兩國正處于對撞軌道之上，布雷頓森林體系危機有如昨日重現。除了缺少一個無力的國際協(xié)議之外，中國一如1973年的德國，將不得不實行浮動匯率制度。
但是，中國人的拖延戰(zhàn)術無疑是聰明的。在今天的投機行為與外部政治壓力之下，馬上實行浮動匯率極不明智，人民幣升值，作為匯率自由浮動在所難免的結局之一，將增加以人民幣舉借的債務負擔，并使得中國銀行與國有企業(yè)間的資本負債問題更加難以解決，從而引發(fā)中國的財政危機，而這是無論什么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為避免危機，中國必須制止過度貸款與經濟過熱現象。盡管最終會喪失對人民幣供給的控制權，但由于資本控制仍然在手。因此，中國和上世紀70年代的德國政府不同，她能夠繼續(xù)控制信貸市場以及外國資本的流入。
只有當銀行的呆壞賬得以解決，金融體系與資本市場發(fā)育成熟，足以在世界財經領域充當一個穩(wěn)定角色之時，人民幣匯率才可以——也應該——實行浮動。
